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。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党风问题，创造性地运用整风形式推动党的作风建设，明确提出并培育形成使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——“延安作风”，成功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、实现历史性转折，最终“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”，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。

养成一种新的风气

1935年，刚刚落脚陕北的中国共产党高举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，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，承担起抗日救国、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使命。基于对作风建设极端重要性的清醒认知，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体力行、率先垂范，大力倡导代表共产党人先进性的新型作风。

1940年初秋的一天，毛泽东应邀前往延安马列学院作报告，途中遇到特意前来迎接的4位同志，毛泽东严肃地对他们说：“一个人作报告要四个人接，要不得!要不得!”“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，延安作风。我们要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。”毛泽东从一件看似细微的小事入手，不仅精准区别了两种作风的根本不同，又明确指出了“延安作风”的强大战斗力。1940年3月，南洋华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回国，先后到重庆和延安考察，他深为国民党官场的腐朽景象所震惊，又被延安党政军民艰苦奋斗的精神所折服：“那样简朴是我意想不到的，他们上下刻苦耐劳，努力求进步精神，是值得称赞的”，由是判定国民党政权必败，“中国的希望在延安”。

着重打牢思想基础

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，延安时期着重从思想上建党，成功解决党员思想入党问题，为“延安作风”的培育形成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。毛泽东明确提出：“掌握思想教育，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”，号召“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”，掀起了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学习运动。

针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、宗派主义、党八股等作风问题，毛泽东第一次提出“党风”概念，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，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党内矛盾，纠正错误思想，端正党的作风，毛泽东形象地称之为“打扫房子”和“洗脸”。作为一场全党范围内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，延安整风取得巨大成效，树立了理论联系实际、批评和自我批评等优良作风。黄炎培在其1946年所著《延安归来》中用“平凡”“务实”形容当时的作风，称延安一切设施都切合一般的要求，不求好听好看，绝对不唱高调。

密切联系群众

作风问题的核心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，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，为“延安作风”的培育形成指明了路径。延安时期，毛泽东明确提出并完整论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，系统形成党的群众路线、群众观点和群众工作方法。那么，共产党人又该如何将为人民服务落到实处?毛泽东直截了当予以回答：“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，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。”

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，证明了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货真价实，带给边区人民安居乐业的新生活。在延安，人们常用鱼水关系比喻共产党与群众的关系，毛泽东对此却有更深一层的理解：“水可以没有鱼，鱼不能没有水”，共产党人因此形成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。

反腐倡廉从严执纪

正风必须肃纪，延安时期的反腐倡廉、从严执纪，为“延安作风”的培育形成提供了强大保障。毛泽东对党在局部执政条件下可能的腐败问题始终保持高度警觉，持续推动教育倡廉、立法保廉、执纪促廉。

边区政府曾出台一系列法规条例，其中包括大量反腐倡廉的内容。1941年5月1日批准实施的《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》明确规定：厉行廉洁政治，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，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，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。这条“从重治罪”的规定，彰显了党对腐败问题零容忍的决心。1941年，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建时期的老党员肖玉璧因贪污公款被处以极刑，引起极大震动。《解放日报》刊登的《从肖玉璧之死说起》指出：“在‘廉洁政治’的地面上，不允许有一个‘肖玉璧’式的杂草生长!”在党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下，陕甘宁边区形成了“实行民主真行宪，只见公仆不见官”的生动局面。（节选自《学习时报》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