车轮在柏油路上沙沙作响，将窗外的田野筛成飞逝的流光。后备箱里塞满礼盒，唯独少了那个用蛇皮袋装着的猪头——往年回娘家送节礼，那是雷打不动的主角。

没了它，归途总觉得轻飘飘的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年是熬出来的。不是日历上那个红日子，是灶膛里劈柴毕剥的响声，是深夜里大铁锅咕嘟咕嘟的冒泡声，是父亲用烧红的铁钳烫去猪头细毛时，那缕焦煳的烟火气。

小时候，一个猪头就是一整个正月里的荤腥。集市上，父亲把它买回来，挂在屋檐下。冬日的阳光照着，那猪头冻得瓷实，像一挂沉甸甸的盼头。我们姐妹天天仰着脖子看，看它什么时候能变成锅里翻滚的肉。

母亲总是在腊月二十八的夜里煮猪头。灶膛的火映红了她的脸，我们一趟趟往灶屋跑，问：“熟了吗？”她捞出一块烫手的猪肝，切几片，吹着气塞进我们嘴里。那绵密的香，烫得人直吸溜，却谁也不肯吐。

第二天一早，院墙的磨盘上准会扣着一盆晶莹的猪头冻。酱色的冻里，猪耳朵切成细丝，弯成好看的弧度；猪口条片得薄薄的，纹理清晰。此后那些除了白菜就是萝卜的日子，饭桌上便有了一盘亮晶晶的盼头。

父亲走后，我再也没往家买过猪头。没人收拾了。八十多岁的老母亲，已经弯不下腰去烧那盆烫猪毛的火。

车到村口，南墙根下坐着一排晒太阳的老人。一位裹头巾的妇女抬头看见我，愣了片刻，沙哑着喊：“哎呀，这不是玲子吗？”

我应着，走近了才认出，是当年那个走路带风的嫂子。她搓着手喃喃道：“回来就好……你妈昨天还念叨呢。”这话说得轻，落在我心上却沉。

她身后，还有五六位老人。有的打盹，有的望着村口发呆。巷子里静得能听见脚步声，偶尔一声咳嗽，能传出很远。小时候这条巷子多热闹——家家户户门口都坐着人，扯着嗓子喊孩子回家吃饭。那些喊声，如今都去了哪里？

经过老槐树下，七叔一个人坐在石墩上。我喊他一声，他愣愣地看了半天，咧嘴笑：“玲子回来了？好，好。”他的儿子，已经三年没回来过年了。

推开老屋虚掩的门，母亲正歪在旧藤椅里打盹。电视机咿咿呀呀唱着戏。我没有惊动她，只静静站着。她花白的头发轻轻颤动，藤椅扶手上搭着父亲那件穿旧了的毛衣。窗台上，父亲的照片擦得干干净净，正望着这边。

我没敢久看，轻轻退出来，往村外走去。

田野里，麦苗绿得逼眼。目光越过田野，便望见那片安静的坟茔——爷爷奶奶的，父亲的。田埂上的风还是那样冷，吹过空旷的村巷，拂过返青的麦苗，轻轻环绕着那些土堆。

我站在风里，忽然听见了许多声音：父亲劈柴的闷响，母亲锅铲碰着铁锅的轻响，七叔那句“好，好”，还有那些消失在巷子深处的喊声。这风像从很远的地方吹来，又把那些声音都留下了。

我转身，望向村庄。夕阳正给老屋镀上金边。

想起父亲还在的那些年，每次我进村，他都是第一个迎出来的。他帮我提年货，嗔怪我乱花钱，可那笑意从褶子里往外溢。他总要把猪头拎起来跟邻居显摆：“闺女送的。”那笑声能传满整个村庄。

那时的我，以为这样的日子还长。

我加快脚步向老屋走去。母亲该醒了。我要告诉她：明天集市，我去买一个猪头。

母亲熬了大半辈子，如今她熬不动了，我来熬。我要在腊月二十八的夜里，也生一盆旺旺的炉火，把猪头炖得烂烂的，熬成晶莹的冻。我要让孩子们知道，真正的年味是深夜里那一锅热气腾腾，是代代相传的、滚烫的人间烟火。

这锅猪头冻端上桌的时候，父亲一定看得见。那些散落在村巷里、等不到游子的老人们，也一定闻得见。

年味从来不曾消失，它只是换了一双手，继续熬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