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曾经在一所乡村小学任教。那些年头，学校的管理颇有些个性化，许多事当时恼得不行，如今回想起来，却觉得有趣得很，也怀念得很。

比如种花这桩事。

学校中心马路两侧的树壕里种着几排高大的松树，有些年头了。有一年，学校领导突发奇想，要把校园里的花池和树壕分给老师们种花，种什么、怎么种全凭自己做主，待到秋天再来评比。

对于这样一条“不务正业”的举措，我心里颇有些不以为然，却也没有形之于色。分地时，我分到了升旗台旁的一段树壕。既领了差事，只好动手——培土、施肥、撒种、浇水，一样不敢马虎。不多日，花苗怯怯地钻出来，一副弱不禁风的模样。老同事指点我：“小褚啊，花苗太密了，得间一间才长得壮。”我趁着课间闲暇，蹲在花池边，爬起跪倒地把花苗一棵棵间开，心里盼着它们快快长大。

可这花儿仿佛跟我有仇似的，总不见长高，一副严重营养不良的落魄相。别人花池里的花蹭蹭蹿高，油绿的叶子挤挤挨挨，朝气蓬勃。我那些花儿呢，要么又矮又丑，要么独自一棵旁逸斜出，长得恣意妄为。老师们中间流传一句话：谁带的学生像谁。依此类推，谁种的花池自然也像谁。我听了，心里那份别扭啊，真是说不出的难受。尤其每逢升旗，全校师生迤逦而来，沿途花枝招展，而旗台旁我的花池里，那些丑陋的花儿像脸上的一块疤，偏又长在最醒目的地方。

那时年轻，心气儿盛，什么事都不肯落于人后。一气之下，我带着学生把那些花统统拔了个干净。有个学生忽然喊：“老师，花池底下全是石头！”

我挖了几铁锹一看，可不是么——除了大石头，还有砖块、水泥疙瘩，乱七八糟的建筑垃圾。我叹了口气。原来不是花儿辜负了我，是我没有给它一片适宜的土壤。

当下便决定换土。那时教育风气还比较轻松，带着学生离开校园野炊、写作，没有人会觉得不妥。我布置好劳动工具，第二天便带着学生挖出树壕里的石头，又把堆在菜地旁的土用手推车一车车推来，垫在树壕里，最后铺上一层熟羊粪。

花池整治停当，我家先生建议我种大丽花，说那花儿泼皮，好养活。我从亲戚那里讨来种子，满怀希望地一颗颗埋进土里，日日盼着它们发芽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大丽花发芽了，先是两瓣嫩叶，慢慢长出四瓣，到后来，一棵棵铺满了花池，枝繁叶茂，精神得很。课余闲暇，我便去看看花儿，剪剪偏秧，学生们就跟在身后，帮着我收拢杂草。第一棵大丽花打了花苞时，有学生跑来报信：“老师，你的花儿打花苞了！”我故作惊喜——其实我早就发现了，只是不忍拂了孩子的那份热忱。

隔些日子要给花池浇水。课间时分，老师们各自趴在自己的花池边，把不上水的地方挑开引流槽，好让每一寸土地都雨露均沾。学生们在花池边玩水，老师们扎了堆，这个花池边望望，那个花池边瞅瞅，聊些与作业成绩无关的闲话。晨曦辉映里，眼中是花影，手里是花枝，倒也有一份惬意的期待与欢喜。

花池种得好不好、能不能评优，早已不那么重要了。学校领导似乎也忘了当初评比的初衷，老师们也没有谁再提起。就这么一年年种下来，直到2006年我离开那所学校。

那些年里，我亲身践行了老舍先生的话——不劳动，连棵花也养不活。